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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对当前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几点思考

2018-05-16 11:13:10农村金融研究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的政策,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措施的实行,财政金融支农合力明显增强,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被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的“大三农、新三农、特色三农”所取代。当前的“三农”内涵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为金融机构拓展“三农”业务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落后产能淘汰加速,金融机构“三农”业务风控面临新的挑战。农业银行肩负着“服务三农”的历史使命,根据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家“三农”工作重点的变化,明晰角色定位和业务策略,对将农业银行建设为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集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服务三农”体现“大行担当”

    1979年以来,农业银行长期坚持“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在支持国家农业生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繁荣和农民生活富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根据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农业银行所承担的角色也有所不同。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79 1994 年)

    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成立之后,为推进国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银行定位为“支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专业银行”,“三农”业务成为农行的主体业务。在此期间,农业银行利用点多面广、资金集中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人员和渠道优势,与人民银行、国家有关部委、部分省政府联合设立了多种农业专项贷款(如国务院扶贫办设立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国家计委设立的“粮棉大县”专项贷款、内贸部设立的“菜篮子工程”专项贷款等)。此类贷款由人民银行配备一定的专项贷款规模和资金,相关部门指定固定的投放区域和产业,主要支持以粮棉油生产、加工为主的“米袋子工程”、以肉蛋奶菜供应为主的“菜篮子工程”建设。同时,还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迅速改善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和拓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路。

   (二)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阶段(1994 1999 年)

    在这一阶段,按照国务院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专业银行改造的战略部署,农业银行定位为“国有商业银行”。在1994年将大部分“三农”业务划转给新成立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行进入商业化改革阶段。但是,四年之后,1998年国务院又决定把“三农”业务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新划转回来。在这“一划一回”之间,农业银行面临着专业服务与商业改革之间的矛盾。此外,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接的“三农”贷款余额近1300多亿元,实际不良率较高,这也使商业化经营面临较大压力。再加上我国加入WTO后与外资银行出现竞争的外部环境,农业银行在经营策略上决定收缩“三农”业务,合并、撤销了大部分涉农专项贷款,仅保留了扶贫开发、小城镇建设等个别涉农专项贷款,涉农业务逐步被边缘化。

   (三)大型银行商业化管理阶段(1999 2007 年)

    在这一阶段,农业银行定位为“商业化管理的国有银行”。在1999年以后,农业银行逐步剥离了不良贷款,在适应外资银行的挑战后,农业银行明确了“重点发展城市业务、在大中城市取得绝对优势”的经营策略,对农村网点采取“撤点减员”,渠道建设和业务定位与工行、中行、建行趋同,除支持几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外,在农村的“服务三农”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四)商业银行股改上市阶段(2007 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农业银行定位为“面向三农”的“国有上市商业银行”,特别是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后,在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下,农业银行大力推进“三农”业务。从外部看,我国30年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三农”和县域蓝海已成为各家银行业务竞争的重点;从内部看,国务院对农业银行的市场定位为“服务三农、商业运作”。“服务三农”成为农业银行股改上市的“战略业务”。2010年上市后,农业银行持续加大“服务三农”力度,“三农”贷款以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的速度快速增长,2016年末“三农”贷款余额已达3.18万亿元。

回顾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存,特别是1999年之前,成绩斐然、代价巨大。在1979199920年间,专项贷款模式使“三农”贷款投向重点突出,资金使用集中,统计数据清晰,政府部门满意,社会效益良好,这是取得的经验。但是,由于涉农专项贷款具有与部委、省政府联合设定的背景,有特定的投入范围和特定的支持产业、客户的限定,使农业银行在选择承贷主体时,面临存在行政干预、客户选择盲目等问题。1998年末第一次不良贷款剥离摸底时,涉农专项贷款中正常类贷款占比较低。1999年之后,农业银行推行商业化管理,各项业务发展相对稳健,特别是股改上市后,“服务三农”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服务三农”须紧跟国家“三农”战略

    纵观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历史,可以发现农业银行的角色定位和支农成效与党中央、国务院所制定的“三农”大政方针、国内农业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以及自身的经营策略息息相关。在新形势下,农业银行“服务三农”必须紧跟国家“三农”战略,充分把握当前“三农”金融服务的内外部环境基础与变化,根据环境条件有针对性的制定“服务三农”的业务策略。总体而言,当前“三农”金融服务环境可以归纳为“四个不变基础”和“六个变化特征”。

   (一)四个不变基础

    1.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没有改变

    从历史沿革来看,农业银行的“服务三农”工作都是为国家不同时期的“三农”战略重点服务。如,在“第一阶段”主要服务于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体制改革,专门设立了“菜篮子工程”“黄淮海开发”“扶贫贴息”专项贷款。而当前,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工作主要聚焦于农业供给侧改革、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精准扶贫、农村普惠金融、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农村基础设施等领域。

    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没有改变

    1978年以来到现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并没有改变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特点导致了农村地区的业务风险较高,也使得国内“三农”金融资金的逆向流动,农村地区存款用于本地区信贷投放的比例较少,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内金融机构往往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风险较小的城市业务。

    3.传统农业经营收益较低的现状没有改变

    受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国内农业经营收益普遍偏低。以粮食种植为例,1998年三种粮食作物(玉米、水稻、小麦)亩均纯收益为141元,2005年为122元,2013年仅为73元。在经营规模上,我国种植业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农户数量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1%。相比之下,美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达828亩,家庭农场平均经营面积约4000亩。我国传统农业经营收益偏低和农户经营规模分散结合在一起,使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仍然偏低。这导致农业银行在支持传统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将面临更高的业务风险。

    4.“三农”金融风险管理的本质要求没有改变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风险管理始终是银行的生命线。对农业银行而言,即使是对“第一阶段”的“扶贫贴息专项贷款”,国务院、农行党委对全行信贷管理的要求也是“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可见,不论何时,对“三农”业务的风险管理并不能因为“三农”的特性而放松。现阶段,根据国务院“服务三农、商业运作”的要求,农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要更加注重对涉农风险点的控制。

   (二)六个变化特征

    1.社会金融生态环境日趋成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内金融生态环境也趋于成熟。具体体现为社会法律意识、企业信用观念增强,社会信用体系、国家“三农”担保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农业保险、农村互助机构稳步发展,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减少。金融生态环境的积极变化,有利于农业银行加大“三农”金融服务力度。

    2.“三农”客户群体基础发生变化

    主要体现为“三农”业务可供选择的客户范围更广、质量更高。从近年来国家重点扶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看,截止到2015年末,全国种植面积50亩以上专业大户300万户,2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有87万户;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48万户;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万家。与传统小散农户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优势,将逐步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也将是“三农”业务的重点客户群体。此外,国内农业优势产区资源集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加速、乡村城市化速度加快等趋势,也都将带来新的更加优质的“三农”客户群体。

     3.农民身份分化后个人业务需求的变化

    过去,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是统一的,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种养、加工业,金融需求弹性低,抗风险能力差。现在,农民的概念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一是农民的身份和从事的职业逐步分离。目前,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且收入相对稳定的农民达3 亿人左右,已占农民总数的近50%。二是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国内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务农收入占比大幅降低,目前约50%来自务工收入,10%左右来自财政性补贴及其它收入。三是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现阶段,有20% 以上的高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万元以上,抗风险能力较强。收入越高的农户,金融需求弹性越高,所需贷款规模越大,贷款期限也将从短期向中长期转变。与城市个人客户的同质化竞争相比,农民身份分化加剧所带来的是农村优质客户的差异化竞争需求。

     4.农村金融需求特点和同业竞争形势的变化

    在农村金融需求方面,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需求主体多元化。由过去单一的农户变成涉农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户以及政府主导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体、新农村的项目建设主体。二是资金需求规模化。农业现代化与产业融合、农业规模化经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建设以及农民购买住房、汽车、大型农机具的资金需求旺盛。三是产品需求多样化。客户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单一贷款向包括信贷、投资、理财、保险、基金、咨询等服务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服务转变。在同业竞争方面,各大金融机构纷纷介入“三农”和县域蓝海市场,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逐步提升、邮政储蓄银行的快速崛起、工中建行的强势回归、互联网金融企业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渗透等,农业银行在“三农”市场上的传统优势正逐步弱化。

     5.金融科技和风险管理基础的变化

    在农业银行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服务三农”的决策和风险管理基础主要以人工、纸质、分散决策和多层、多点决策为主。从总行、省分行、市分行到县支行、营业网点负责人,都有信贷业务的审批权。总、分行对客户选择没有统一的准入要求,虽然设置了涉农专项贷款,但没有对应的涉农专项贷款政策和客户准入标准,分散、粗放管理造成不良贷款高发。现阶段,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农业银行信息系统逐步完善,CMS系统的上线运行、社会上信息决策咨询的专业化供给等为贷款的集中审查审批、专家专职审议和贷后实时监控提供了可能,信贷流程的优化和细分也为不良贷款的责任追究提供了可能。

     6.信贷风险主要成因的变化

    在“第三阶段”之前,农业银行的“三农”贷款质量较差,风险主要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交织产生。其中,外部因素包括政府干预、客户质量偏低、信用环境较差;内部因素包括管理不到位并常以行政干预为借口,放大了“三农”贷款的事实风险。目前,引发“三农”信贷风险的外部因素很少(除自然灾害外),主要原因是内部因素。包括:一是个别行长经营思想不端正,不顾本地客户资源特点和自身管理基础盲目放款,“三农”信贷决策行为短视、非理性化,形成区域性风险。二是少数员工的道德因素导致风险的形成。尤其是在农户小额贷款、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和县域小微企业贷款方面,在个别地方,员工道德、操作因素是风险的主要成因。三是“三农”贷款投放扩张较快,管理人员的数量、素质、风险管控能力与业务规模不匹配,导致管理上容易出现漏洞。


现阶段农业银行“服务三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专业的涉农数据信息系统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涉农行业和涉农客户数据信息是决策和风险管理的基础。对于农业银行而言,需要解决“三农”产业和客户信息碎片化问题,该项工作应在总行层面统一开展。在此方面,可以借鉴荷兰拉博银行,该行的信息系统按种植业、畜牧业的不同种类进行细分,从植物育苗、育种、动物孵化开始,到栽培、养殖、管护、加工、运输、流通等整个产业链上的成本、价格、收益等信息非常完整,且涵盖几十年的连续历史数据。

   (二)涉农差异化信贷政策体系不健全

    从事不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物流等经营活动的客户群体,其经营的产品成本、收购价格、经营周期、现金流状况、利润率水平均不同,再加上我国地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客户的信贷政策需求差异很大,更与一般工商、贸易企业迥异。但是目前,农业银行按照涉农行业、不同农副产品种类分类的信贷政策体系、信贷决策机制、风险控制技术相对缺乏,而这恰恰是精准实施“服务三农”战略的重点。

   (三)农户贷款业务的经营策略不尽清晰

    从事不同种植、养殖业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农户,因其年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家庭成员数量、风险偏好的不同,对贷款的需求和抗风险能力也不同,再加上我国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性较大,农户作为“服务三农”的客户群体,基础资源虽然丰富,但需要分类筛选、严格把关。在农户贷款业务的“进、退”策略上,在总行层面需结合各地农业资源禀赋、农户客户群体基础,每年制定发布详细的农户贷款经营计划并加以考核奖惩,加快推进农户贷款业务结构的优化。

   (四)“三农”业务风险管理有待加强

    当前需要重点解决部分基层行“服务三农”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农业银行系统内对不良贷款的责任追究有所弱化,部分基层行“服务三农”的管理能力和主动性并没有随着业务规模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提高,个别地区案件和区域性风险显现。


对当前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有关建议

    (一)明确“服务三农”的战略重点

    在“三农”和县域市场内,各大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作为国家“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农业银行要根据国家“三农”工作导向、现有客户基础、渠道资源等情况,明确“服务三农”的战略重点:一是支持大城市郊区的现代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二是支持经济发达的县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和县域商品流通专业及综合市场、在本地专业市场中长期经营(一般需5 年以上)的个体工商户;三是支持部分高收入农民工的大型农机具、住房、汽车等消费需求;四是支持贫困地区的产业精准扶贫;五是重点加强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服务推广。

   (二)强化“服务三农”的基础管理

    一方面,加强涉农客户的差异化营销管理。在总行、省分行层面,按照涉农产、行业或客户类型进行分类营销,优化准入管理。如,在种植业中按照粮食、水果、茶叶、蔬菜等种植活动以及加工、储藏、运输、流通等产业链分工环节,区分各类客户群体,实现差异化精准营销管理。另一方面,完善差异化的“三农”信贷产品,以客户分类营销管理为基础,为各类客户量身定制专项信贷产品,并辅之以差异化的信贷计划、营销资金、资本金配置、统计监测、考核奖励等,逐步形成按照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养殖业进行分类管理的“三农”经营管理中心。在此基础上,农行还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服务三农”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数据库。

   (三)完善差异化的涉农信贷政策制度体系

    针对不同的优势农业区域、不同的涉农产行业、不同的农产品经营农户,制定差异化的专项信贷政策,强化信贷政策的精准性;完善“三农”客户授信、担保、不良贷款管理和处置等信贷制度,提高管理制度的适用性。同时,在对“三农”客户贷款决策过程中引入专家咨询机制,实行专业、专职、专家审批。在此基础上,统一全行的涉农客户准入范围和标准,推进“三农”信贷结构调整。

   (四)优化县支行信贷管理综合评价体系

    一是改进信贷管理评价体系,弱化县支行的贷款规模指标,注重衡量县支行的信贷基础管理、人员配置和素质、风险控制能力等指标。二是由总行对三农金融事业部下辖的县域支行按照统一的评价标准进行信贷经营管理综合评价,根据最终评价结果实施差异化转授权管理。三是细化“三农”信贷管理转授权条款。基于评价结果,按区域、行业、客户、产品进行差异化授权,解决“三农”信贷审查审批的效率问题。

   (五)明确农户贷款业务经营策略

    根据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重点支持“适度规模”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优先选择经营规模与其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信用状况、自有资金量、风险偏好、抗风险能力相适应的客户群体,此类“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风险偏低。在标准界定方面,应由总行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从事不同的农业经营活动的农户,进行“适度规模标准”的细化研究,以指导下级行开展营销、客户准入管理。在管理模式上,对农户可采取集中经营管理,在总行层面制定的涉农行业、客户准入标准之下,由省分行和二级分行集中开展贷款发放管理和贷后检查,同时加强贷款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信号的集中处置。

   (六)加强“服务三农”员工队伍建设

    一方面,加强对二级分行、县支行行长的管理,重点从从业经历、专业素养、风险偏好、对“三农”业务风险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政绩观等方面进行评估和培训。过去少数行的教训证明,行长的风险偏好和政绩观对本行的客户选择和贷款质量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加强“服务三农”客户经理、风险经理的队伍建设,逐步提高贷款调查、审查、审批、贷后管理的集中化、专业化水平。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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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满沧.中国农村资本流动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3]陈琦.农业信贷、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65-70.

[4]曲小刚,罗剑朝.上市后中国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绩效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3(9)105-110.

[5]杨满沧.找准金融支持城镇化的切入点[J].中国金融,2013(2)30-31.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专项检查一组

作者杨满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