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浏览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官方网站!

新闻中心News Center

当前位置: 首页 联盟新闻

【采访】经世济民,以己担当 ——专访北大经院1984级校友白澄宇

2018-05-04 16:00:00北大经院校友办

编者按:


近几年在国家发展普惠金融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等政策引导下,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在我国发展迅速,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越来越成为人们尤其是经济学研究者极为关注的话题。其实小额信贷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引进了中国,而白澄宇师兄正是从那时就开始研究小额信贷并积极地推动小额信贷在中国的试点。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普惠民生的小额贷款的相关知识,更加了解小额贷款在中国的实践,也为了探究白澄宇师兄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对小额信贷研究的道路并坚持二十余年,了解市场化初期的燕园学子的学习生活,我们来到了白澄宇师兄所在的单位专程探访。

谈及三十年前的校园生活,谈及二十余年来的小额信贷探索,谈及师兄从小至今的济民信念,白澄宇师兄娓娓道来,我们也感触颇深,学习颇多。


黄金时期,求学燕园

1.思想解放,接触各类学派和思潮

我1984年进入北京大学,上世纪8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北大和现在的气氛很不一样,那是思想解放的黄金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校的几年间,每年都有游行。当时的三角地,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各种讲座和活动信息。我们如饥似渴,不光是经济学的,伦理学、国学,甚至包括艺术,五花八门的讲座我都很感兴趣。它们让我得以开阔眼界,这也是这段北大求学的经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在这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最活跃的黄金时期在北大求学,得以接触了很多改革开放以后的各种各样的思潮。那时有些关于改革的话题甚至延续至今。虽然那个时候很多问题并没有被讨论充分或者被付诸实践,但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改革方案的大讨论。当时厉以宁老师和吴敬琏老师就在大讲堂做过一场报告会。他们两个人在改革的思路上都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厉老师认为改革就必须先解决一个市场主体的问题,而吴敬琏老师强调市场化,当时有“厉股份”和“吴市场”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2.教学改革,了解西方经济学

当时中央有八个市场改革方案,各个机构分头写方案提交上去,这给北大的研究人员和学者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舞台,可以把经济学研究用于政策和实践。我当时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西方经济学被引用到了课堂上,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了。

有些老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是赖平跃老师和他讲的公共经济学,他讲课方法和考试方式都很独到。

还有陆卓民老师,这是北大的一个传奇老师,他讲经济地理学。他自己创造了一套理论,并用其理论解释和分析当代国际经济和政治,其中的很多观点现在都被验证了。我们除了能在课上很过瘾的听他讲他的理论以外,他还在课堂上放很多经典西方音乐,比如全球十大男高音的录音,经典的交响乐,这在现在的北大都是很少见的。

还有洪君彦老师,虽然他上课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课也很有吸引力,非常生动。他在美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在课上讲述美国社会的一些活生生的故事和他所看到的真实的美国,让我们虽然身在北大,却能了解到很多当时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

这些老师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除了老师,班中也是聚集了各省的状元,很多思想活跃、有很大学习兴趣和热情的同学,大家平时也会互相的交流和促进,都让我收获颇多,度过了这极为有意义的四年生活。

3.知识至上,正确对待学生工作

对日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知识,交往能力、学生工作并不应该是刻意追求的。我在班里当过班长和书记,后来又去学生会干过一段时间,还组织过读书会、洗衣社等活动。我并不是刻意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而去做的,比如办读书会是为了学习知识,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一起读书、交流思想、分享读书心得。我觉得在学校里,从事一些学生工作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刻意的去锻炼能力的手段,而应该顺其自然。如果你你关心公共事务,你觉得有必要把你的想法、你的才能贡献给这个集体,那你就应该去做。

经世济民,研究小额信贷

1.自幼关注社会问题,助人为乐

我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5岁才回北京上幼儿园。有一天,在和小朋友们很高兴地玩耍的时候,看到幼儿园墙外有一个小女孩儿,正在从一大片煤灰里捡能继续烧的煤核,脸和手冻得通红。这一场景特别刺激我,我从小在姥姥家养尊处优,所以根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孩会这样,她为什么不去上幼儿园而来干这个事儿。后来我就回去问父母,父母说她是学校锅炉房员工的一个孩子,她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只有一个哥哥带着她,但是她哥哥在外瞎混,这个姑娘几乎就是孤儿。

没想到上小学后,这个小姑娘跟我同班。我们发现她每天上午经常打瞌睡,老师讲课她就趴在那里睡着了,后来我们知道了她是因为家里穷,她的哥哥也不照顾她,经常饿着肚子来上学,趴在那里是饿晕了。后来我和几个同学每天轮流给她带早饭,我的“学雷锋”经历也是从此开始的。

小学组织春游,中午吃午饭同学们一般都会带面包、水果等,同学之间还会比一比谁的好吃,但她就是一张烙饼。我们一起吃的时候,她就会一个人躲到一边啃她的那张烙饼。这种事情当时给我的刺激非常大,我也从此特别关心、特别同情这种人。幸好这个孩子命还是很不错的,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对膝下无子女的老夫妇知道了她的情况之后把她收养了。这个女孩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为什么还会有这样贫困、这样不幸的女孩,而社会不去帮助她,要不是这对老夫妇,她的命运还不知道可能会什么样。

从给她带早饭开始,我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干这种学雷锋的事儿,因为帮助别人之后就会感到一种快乐,或者说一种成就感。比如那个女孩原来上午常晕倒,给她带早饭之后她至少可以坚持上课了,不会饿晕在课桌上。当时我也是孩子,觉得这么做完之后,老师表扬,家长也表扬,挺开心的。所以从那时以后我就很爱去帮助别人。

我在初中高中,班里的家境差一点儿的,学习稍微落后一点儿的,别人都不爱跟他玩儿的那种孩子,我都会经常地跟他们聊天或者跟他们一起玩儿。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从小学那件事以后,我的内心有了种情怀。对弱势的、被社会边缘化了的群体,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应该去帮助他们。

我在大学一年级暑假加入了一个由北师大学生发起的自行车考察团,大家一起骑自行车到山东沂蒙山区考察。从北京出发,一路上经过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曲阜等,一路走一路看,一直到山东最南边的临沂,在那儿做了一个山东贫困地的教育情况调查。23天,骑了1600公里,最后从烟台坐船回天津再骑回北京。这个经历,又给了我很大刺激。那个时候的山东和现在的山东不一样,现在山东很发达,那个时候很贫瘠,自然环境很恶劣,农民生活艰苦,我在路上喝过村里的苦井水,也给了我很大刺激。

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又参加了北京市科协的扶贫团去延安考察,给延安做一些扶贫项目,我作为实习秘书跟去的。到了那里我又一次零距离地接触了中国农村的现实。这些事累积起来,让我觉得应该去帮忙解决中国农村落后的问题。

大学期间,我还参与了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北大开展的国际贫困问题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有一段时间天天泡在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检索英文书刊,算是接触了国际发展领域和扶贫领域的大量文献。

2.以扶贫为己任,从救济到发展

毕业以后,我选择到从事国际发展领域合作的商务部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工作,而其中的一块业务就是做扶贫项目管理,而这正与我的兴趣和追求相符合,于是我加入了这里,一直干到现在。

来到交流中心,我参与的最早期的扶贫项目主要是是修桥铺路。比如给山东农民打井,解决他们饮水难的问题。这让我再次确信了自己选择的职业是有意义的,是我喜欢的,因为我那次在骑去山东的路上喝过苦井水,真的是又苦又涩。

我虽然学的是经济,但是因为我个人的情怀,我选择了发展领域的这种工作。但是干了一段时间的慈善工作之后我发现,单纯的救济式的慈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是要需要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改变农村和农民的面貌。后来我在这个单位又开始接触开发式扶贫,不只是救济,开始资助当地的企业,比如办工厂吸纳农民就业,让他们搞一些种植养殖的开发型的项目。

这个单位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它跟国际上多边、双边等各式各样的机构都有密切的来往,国内所有的部委基本上都跟这儿有合作项目。我也因此收益了很多,学习到了国际上发展领域的一些比较先进的理论和经验,包括政府的和民间的。中国与国际接轨的NGO最早就是这里做起来的, 9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我就是创办人之一,章程就是我起草的,现在这个组织还在。

由于我在做这种民间机构的项目,跟国际上NGO组织接触的时候我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以人为中心,现在叫以人为本,道理是一样的;再比如当时我们常用的一个做法叫做“社区综合发展”,以村为基础,参与式的让村民自己提出需求,制定本村发展规划,根据委员会的规划,国际组织再去提供援助。这跟我们自上而下的行政式发展模式相反。以人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参与式的一种扶贫,我认为这个是更好的。

3.从小额信贷到普惠金融

我最早接触小额信贷是1990年。那年我们与香港储蓄互助协会合作,在山东临沂开展小额信贷项目。储蓄互助社(Credit Union)是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种金融生态,是一种民间的互助式的储蓄贷款组织。我2012年去香港学习时拜访过香港警察总署所设立的整个香港警察系统的储蓄互助协会。警员以入股的形式存款,需要时也从储蓄社借钱,会员互相监督。在发达国家,英美等国,储蓄互助社很发达,大学里都有。香港中文大学里就有一个教职员工的储蓄互助社。

当时香港储蓄互助协会想把这个模式推广到中国。它是一个公益性质组织,宗旨是相互帮助,通过储蓄的方式解决大家生活中可能的突发困难。他们就找到了我们,我们就把它介绍到了山东沂蒙地区,在一个山村做了一个储蓄互助社的试点。我就是从这个时候接触到合作制的农村金融,我一接触就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开始对它进行研究。92年我们在山东济南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论坛,请到了很多的国际上大的NGO组织,主要是讨论民间组织怎么样去做扶贫项目。我在这个会上递交了一个文,题目是“社区综合发展”,利用我跟民间组织合作的过程中学到的一些经验,建议将这套东西在中国落地。这个建议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采用了。

UNDP是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一家发展援助机构,当时他们正好想在中国开展一个扶贫方案,看到我这个建议觉得很好,想以我的建议为基础编制一个项目。于是很快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专家组,联合来编制这个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简单概括来就是:要在中国实验新的扶贫方式,探索综合性、参与式、可持续的扶贫方法。

最初的试点是在云南中越边界的金平和麻栗坡,就是中越交战的主战场。因为要战后重建,外交部希望联合国提供援助。我们进行了农户访谈和实地考察,确定并编制了一个项目,其中也包括了金融服务,最初就是利用山东实验的Credit Union模式,希望在云南的这两个县发展储蓄互助式的组织。

也就是从次以后,我们开始比较大规模的做农村金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储蓄互助模式在云南的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进展非常慢。我们1994年开始实施综合发展项目,一年以后,其他方面比如农业生产的试验等都非常好,但农村金融这方面基本没有进展。1994年,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社科院农发所杜晓山老师,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他去孟加拉考察时接触到了乡村银行模式,觉得很适合中国的农村,他在1993年在河北易县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小额信贷机构,机构运行一年后效果就非常不错,他们给中央写了一个内参,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说小额信贷是一个非常好的扶贫方法,应该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加以推广。

我们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就跑到易县去考察,觉得这个办法的确非常可行,就决定改用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来做农村小额信贷。后来,UNDP援建的小额信贷机构覆盖到了17个省48个县。

1996年我去孟加拉乡村银行考察,1997年我到美国参加了国际小额信贷培训,让我逐渐坚定了小额信贷在中国农村一定有大的发展前途。它既是一个扶贫的有效方法,也是一个金融创新,它是一个社会企业,是有着社会目标的一种金融活动,这就是我特别想干的事情。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给穷人贷款坏账率会比较高,但事实恰恰相反,穷人是很讲信用的,只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设计,就不会有太多的坏账。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就可以有效管理风险。所以1996年以后我就退出了民促会,专门来做小额信贷,一直做到今天。

2005年我们跟社科院和全国妇联发起成立了中国小额信贷联盟,挂靠在商务部,大家推选我做了秘书长,这十年我也是一直通过行业协会在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

2005年,联合国将其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同年联合国推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叫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我翻译成“普惠金融体系”。当时大家提出的中文译法很多,但我觉得都不足以体现它实质的精神和内涵。用一句话来说,普惠金融体系是这样一种体系:它可以为社会上尚未充分享受金融服务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贫困人口)提供全面的、有效的、可持续的金融服务。UNDP提出这个政策主张正好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相契合,因为目标里的首要任务就是减贫,消除贫困。UNDP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扶贫工具。

交流中心和小额信贷联盟是国内最早引进和推广普惠金融理念的,我们先是通过联合国与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开发行合作,设立了“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项目”,内容包括普惠金融体系的政策研究和专项投资基金的建立。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到2013年,普惠金融体系写进了18届三中全会的决议。

几点期望,供学弟学妹参考

对我自己来说,我基本上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在从事这个事业,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我是跟内心的这种情怀在走,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觉得这种事情我应该做,就要一直的不断地往前走。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你一定要去做你的内心深处认为最有价值的、你最想做的事情。你找到这个,你的人生就不会受外界的各种影响,你就可以很踏实的、快快乐乐的去工作。

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我年纪不是最大的,但同学都管我叫老白,可能是因为我显得比较成熟。现在我的同事都管我叫小白,我的微信名也叫小白,别人都觉得我这么多年就盯着小额信贷,跟一个老顽童一样不会顺应时势,人家赚大钱的时候我不去赚钱,人家升官了而我也不去钻营,我就是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现在想来,80年代我刚进北大的时候,在当时民主思潮涌动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都是在随大流,真正知道自己以后想要什么,愿意去按照自己渴望的方式去生活的人,真的不多。所以尽早搞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确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有个人来应聘,他的能力在同龄人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但他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是很满意。于是我就问他,你这辈子究竟想要什么。他说就是想40岁之前赚一笔钱,然后就退休,周游世界。我就说,你这个梦想在我们这样一个非营利机构,是很难实现的。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这很好,现在是创业的大好时机,对于他来说,创业可能是最好的出路。

人需要顺应这个社会,要去不断的调整自己,但最根本的是要想清楚你这辈子最想实现的价值是什么。也许你到老了以后是一个别人看来很成功的人,但别人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可能你的成功并不是你当初想要的,而你已经老去,没有时间再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来源:北大经院校友办 黄兴 经济学院2014级本科生